新西兰梅西大学传播系首席教授Mohan J. Dutta:文化导向研究视角下的健康传播
发言概述
我很高兴能参加本次论坛,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发展与健康传播。我所负责的中心名为“文化导向研究、评估和护理中心”,简称CARE。
在本次演讲中,我将强调一些在健康和发展交流现代背景下的护理工作,我将分享在疫情中学到的各种教训以及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看到的不平等问题,然后我将介绍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一直在研究的以文化为中心的方法的框架, 探讨利用社会主义组织框架作为健康和发展传播的主导范式的重要性,并特别关注群体组织的方式,以及群体组织的线下和数字环境如何应对健康和发展上更广泛的挑战。
如果我们追问不平等问题在疫情中出现的原因,就需要回到查尔斯·布里格斯教授所阐述的爆发性不平等的概念。
我们可以通过疫情观察到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传染病传播时的表现,以及新冠病毒在不同环境下传播的可能性是由结构和这些结构的组织方式决定的,包括住房、卫生设施、获得清洁的饮用水、体面的食物、公共卫生资源以及更广泛的基本生活公共资源。
我们在疫情看到的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由霸权的发展和健康传播方法构成的,这些方法植根于冷战意识形态和宣传资本的意识形态,主要利用资本作为发展的框架,促进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利益,并利用发展和健康传播来促进自由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各地得到推广,从而加剧了我们看到的在获得食物、住房、工资收入、基本防疫资源和医疗保健资源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这些条件不仅是由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创造的,就健康和发展传播的历史而言,它有根植于美国中心的冷战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轨迹。
在亚洲的背景下,我们中心与全球各地不同的社区所做的工作是就各种形式的边缘化进行谈判。
我们看到的是,问题已经发生了,亚洲实际上已经开始照抄以美国为基础的框架,这一框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即在古代北亚价值观的语言下,复制以欧洲为中心的霸权。
亚洲的斗争已经成为促进自由市场的文化管理战略。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冷战意识形态被一直延续下去,亚洲价值观已经成为压制工人和边缘群体发声的策略,同时成为促进西方资本的利益以及推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一步。
倘若你仔细研究这一悖论,会发现亚洲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有趣的,因为亚洲的转变被认为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别回应,但实际上它成为一种通过延续冷战意识形态来延续美国的欧洲中心霸权的机制,将市场作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力。
健康发展传播在亚洲的研究复制了这一主导框架,我们衡量人们的态度、信仰、行为的方式复制了个人主义的框架,同时还继续延续着个人主义的主流医疗保健发展传播模式,并且它们继续阐明为一种认知主义方法,某种程度上是知识驱动变革。
因此,行为改变和促进行为改变均未能解决缺乏参与的结构,而这种结构造成了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看到的不平等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使占主导地位的健康和发展传播方法的欧洲中心主义去中心化?为了真正解决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看到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为正在遭受边缘化的群体发声,这就涉及到资源所有权平等的问题。
传播平等,即我们如何分配传播资源,以便边缘群体和更广泛的公众获得信息资源、代表资源、决策资源等,从而在这些决策过程中拥有话语权。因此,传播的不平等问题是与结构性的不平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以文化为中心的框架表明,为了实现转型和发展,我们需要从下层和边缘中考察,我们需要耐心倾听他人声音,同时需要建立社区的发声渠道,使这些渠道成为结构转型的基础。
接下来,我将梳理数字平台在推动这些变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些变化进程涉及到挑战殖民资本主义框架以及那些涉及到意义建构的主导结构,从而创造与资源再分配问题相关的社会主义的新可能性。
我想举第一个例子是红色志愿者组织的群体。红色志愿者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属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印度东部、班加罗尔西部组织起来争取话语权,这也成为他们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团结的基础。
因此,本地人的线下组织形成了线上团结,从而促进了他们组织协调资源的方式。同时他们建立了网络,为有需要的边缘人群提供支持。
第二个例子是新加坡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这场疫情中经历颇多——在疫情中被剥夺权利,遭受感染并被封锁在室内,并产生了很多心理问题。
在数字化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们组织了数字平台。他们通过相互联系来见证这场疫情的轨迹,并记录下发生的不平等现象。他们通过记录表达了住房和食物等因素实际上是如何将他们推向某些健康不平等问题,这使他们能够组织和叙述结构性暴力,并与媒体结构协调进行公共表达。因此在这个框架内,我认为为争取劳工权利和建立组织空间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尾: “健康是一项普遍权利,以美国为中心的路径消除以及混淆了所谓的“集体权利”,劳动者的权利也属于这种权利。”我们需要重塑占主导地位的框架,将集体工人的权利放在首位。我还想分享一位新加坡外来务工人员的话:“健康是每个工人的权利,我们的联合就是制止剥削的方法,而停止压榨则就是世界健康的基础。”